星期日明報《香港電影》報道改訂版（轉貼）

原文曾傳給當事人訂正了一些資料上的錯誤和調整了語調，但結果出街版卻用了未改版，特在此轉貼沒有刊出的訂正版：－

《香港電影》大茶飯
鄧小樺

我小時自然也看《電影雙週刊》（下稱《雙》），大約就是王家衛走紅的年代開始。2007年《雙》結束，一直只等有心人再揭竿起義。與朋友辦文學雜誌時，傳媒總問在文字如此弱勢的情況下，文學雜誌如何生存，我心想對著已經爛熟的現實，唏噓只嫌費時失事。環境固然如狼似虎，我們寫字的也不是省油的燈。香港人總可以在隙縫裡找到發圍機會，最近《字花》發行到台灣，尚未落地，平地的廣告客戶就先刮目相看。《香港電影》找到國內投資，出版專攻香港電影的月刊，則更是一樁大事業。

本著同樣的熱情，面對類似的問題（資金、藝發局資助、缺乏藝術欣賞及評論意識的主流），《字花》辦來比較像大觀園裡的哥哥妹妹辦詩社、即景聯句；而《香港電影》如今創刊，電影評論學會同人則有一種《水滸傳》式的大茶飯格局。聽文雋、舒琪、朗天的問答，只覺人同此心，又暗暗學習大茶飯的手段。

文雋：電影文化不死

文雋自少已替《雙》寫稿，《雙》的終刊，彷彿標誌著「一個時代告終」，而號稱東方荷李活的香港，竟沒有一本專注電影雜誌能生存，何其悲哀。他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（下稱學會）的創會會員，在電郵往還中知道學會有意向香港藝術發展局（下稱藝發局）申請資助，做一本以香港電影為焦點的雜誌，來填補空位。文雋當了幾年電影金像獎的主席網絡廣闊，於是穿針引線。「內地有很多出色而有誠意的電影雜誌，更有許多港片發燒友，愛港片愛到願意先撇開生意之道，熱烈投資《香港電影》。他們認為，香港電影是中國電影的一大方塊，既影響內地現在喜歡電影的一代，而香港電影走過的路，也可能是中國電影未來的一點啟示、或者學習對象。」如此，《香港電影》就找到了一條活命水喉。

文雋稱，他又想朋友（影評人）寫文章可以賺稿費，又不想朋友（投資者）蝕錢，希望《香港電影》在香港市場達致收支平衡。在內容上，他希望《香港電影》紥實、豐富，是香港電影雜誌裡最好的一本；至於資源，一邊減低印刷成本，另一方面文雋也聯絡友好的電影公司刊登廣告。《香港電影》在港發行3000-5000本，「而要三、五千人去喜歡電影，這不太難吧？電影始終有其本身魅力的吧。」

「至《香港電影》出版之日，我就可以告訴自己說，『做成了一件事』。」一如辦金像獎、編劇家協會，文雋想團結和凝聚圈內人，「想告訴世人，為香港電影付出的有心人仍然存在，仍然有人想做一本純香港電影的雜誌。」七、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，攪拌著文雋個人的成長記憶，其中感情他沒有多談，只淡淡道：電影文化不死。

舒琪：為電影繼續吃力

舒琪聲音很低很低：「整體上，在香港辦雜誌是困難的。 年輕一代已經不習慣文字，他們與文字的接觸是很稀薄的，於是也失去了標準，無法分辨高下。因此一本雜誌無可避免是小眾的，即使其焦點是大眾娛樂。」這樣情況下，一本著重文字的刊物未必能對社會能產生很大的衝擊，但舒琪自稱「思想悲觀、行動一定要樂觀」。

「認真的東西仍會有影響力，能夠改變人。比如一個17歲小孩，短短3年間看了幾百部電影，他很渴望會有一本純粹、給他帶來衝擊、啟發的電影雜誌。《香港電影》應該會改變他。如果有十個這樣的小孩，已經可以有很大的力量。」

即使舒琪因為另困於學院工作而無法投入太多，他實在非常樂意見到《香港電影》的誕生。「工作當然是吃力的，但最大的支持力量是來自電影。浩瀚的電影本身就令人吃力。能再吃力下去就可以。」

朗天：書生論影

現任電影評論學會會長朗天稱，藝發局的資助撥款是「雞肋邏輯」，60萬資助藝團營運包括出一年雜誌的經費實在緊，又非完全不能做，但做出來又會變相低價剝削有心人。反而國內投資者非常欣賞學會的計劃書，慷慨投資。

扮葉劉智庫，爭取詮釋權

《香港電影》主要的運作在國內，香港是特約記者，國內則有常設記者。「現實是這樣：北移是電影工業的現下趨勢，不止港產片會在國內首映，國內記者約導演、演員訪問，也比香港記者容易。」編委會每月來港開會，並給予香港團隊很大自由度，每期有一定數量的文章由港人執筆，保證有香港自己的角度。而學會的季刊則會在《香港電影》內夾附（每三期月刊送一期季刊），名為「Hkinema」，「這個字我們自造的，扮成拉丁文，像葉劉的智庫命名。」朗天笑道。

朗天經常強調學會是「書生論影」，非常民主由理事會監察，又有「香港仔」的機動性格，不喜藝發局的各種行政瑣節。而杜琪峰在藝發局電影組進行了改革，新引進的「多項計劃資助」的彈性比較大，有利於有經驗的團體運作。藝發局近年的方向是鼓勵受資助團體各攻專長，如學會的定位便是評論與出版。學會一直有著鮮明尖銳的取向，例如冷落《臥虎藏龍》而高度肯定《天下無雙》，引起業界和主流評論界譁然、群起攻之，而學會始終不悔。這始於1994年：學會意識到王家衛的《東邪西毒》不會受到主流注意，而特意高調頒多個獎項予《東邪西毒》。事實上，我也是從那時開始看學會的書籍、耳濡目染，深切認同許多被指「騎呢」的觀點；因此我從不會混淆學會與影評人協會。

朗天認為，《香港電影》是在尋找大陸投資的同時，與大陸爭取香港電影的詮釋權——或者至少提供一個開放的共同平台，通過討論釐清分歧、化解矛盾。「有時大陸電影評論會因為不了解香港情況而出現一些誤讀，例如有論者以為《老港正傳》的老港是『港燦』，令人毛燥。」又例如，「誰是香港電影之父？」有人曰黎民偉（據余慕雲），有人曰黎北海（據李以莊），這不單是歷史考據問題，可能也有中港論述角力的成份，因為正是權力鬥爭決定了哪些史料才是權威。當論述權北移的時候，香港優勢在於掌握更多資訊，除了港片的歷史外，還有最新的外國港片評論：「香港人很多以為港片已死，外國人卻不這麼看。國內接觸外國文章較慢，因此翻譯和引進外國視野是我們的優勢。」

《Hkinema》第一期就翻譯了馬提奧（Matteo，羅卡譯為馬太．第．朱里奧）的文章〈工業雖死，港片猶生〉。

廣邀天下英才上門

歷來嫌港片太爛、只看荷李活片的大有人在。朗天說，香港現時的影評風氣疲弱，以前的健筆可能因為年紀和位置不同了，評論精力下降；而新一輩練筆的空間又不足，更沒有足夠時間去發展。此時更需要「爛片都要看，爛片都能評」的人才——但對評論的熱愛、對電影的熱愛，何者是雞何者是蛋？年前博客熊一豆曾指現時的影評已經忽略了電影形式本身（筆者也曾於博客回應過），在學會內部也引起了一些討論，而結論是：「文化研究吞噬符號學的趨勢已經無可挽回，一般認為技術分析的語言目前好像只能在學院裡生存。但既然大家對傳統電影的文本分析還有需求，學會也覺得值得多做，就去申請私人基金，在學校建制中搞教育。」這真真是書生口氣、書生agenda，我們有我們方式去鋪橋築路。

朗天書生氣遒發：「辦雜誌最過癮的，當是廣邀天下英才到我門中，構成一個開放而互相激盪的平台。」書生也有梁山泊的氣慨，論秤分金銀，大碗吃酒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