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nday, October 28, 2007

星期日明報《香港電影》報道改訂版(轉貼)

原文曾傳給當事人訂正了一些資料上的錯誤和調整了語調,但結果出街版卻用了未改版,特在此轉貼沒有刊出的訂正版:-

《香港電影》大茶飯
鄧小樺

我小時自然也看《電影雙週刊》(下稱《雙》),大約就是王家衛走紅的年代開始。2007年《雙》結束,一直只等有心人再揭竿起義。與朋友辦文學雜誌時,傳媒總問在文字如此弱勢的情況下,文學雜誌如何生存,我心想對著已經爛熟的現實,唏噓只嫌費時失事。環境固然如狼似虎,我們寫字的也不是省油的燈。香港人總可以在隙縫裡找到發圍機會,最近《字花》發行到台灣,尚未落地,平地的廣告客戶就先刮目相看。《香港電影》找到國內投資,出版專攻香港電影的月刊,則更是一樁大事業。

本著同樣的熱情,面對類似的問題(資金、藝發局資助、缺乏藝術欣賞及評論意識的主流),《字花》辦來比較像大觀園裡的哥哥妹妹辦詩社、即景聯句;而《香港電影》如今創刊,電影評論學會同人則有一種《水滸傳》式的大茶飯格局。聽文雋、舒琪、朗天的問答,只覺人同此心,又暗暗學習大茶飯的手段。

文雋:電影文化不死

文雋自少已替《雙》寫稿,《雙》的終刊,彷彿標誌著「一個時代告終」,而號稱東方荷李活的香港,竟沒有一本專注電影雜誌能生存,何其悲哀。他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(下稱學會)的創會會員,在電郵往還中知道學會有意向香港藝術發展局(下稱藝發局)申請資助,做一本以香港電影為焦點的雜誌,來填補空位。文雋當了幾年電影金像獎的主席網絡廣闊,於是穿針引線。「內地有很多出色而有誠意的電影雜誌,更有許多港片發燒友,愛港片愛到願意先撇開生意之道,熱烈投資《香港電影》。他們認為,香港電影是中國電影的一大方塊,既影響內地現在喜歡電影的一代,而香港電影走過的路,也可能是中國電影未來的一點啟示、或者學習對象。」如此,《香港電影》就找到了一條活命水喉。

文雋稱,他又想朋友(影評人)寫文章可以賺稿費,又不想朋友(投資者)蝕錢,希望《香港電影》在香港市場達致收支平衡。在內容上,他希望《香港電影》紥實、豐富,是香港電影雜誌裡最好的一本;至於資源,一邊減低印刷成本,另一方面文雋也聯絡友好的電影公司刊登廣告。《香港電影》在港發行3000-5000本,「而要三、五千人去喜歡電影,這不太難吧?電影始終有其本身魅力的吧。」

「至《香港電影》出版之日,我就可以告訴自己說,『做成了一件事』。」一如辦金像獎、編劇家協會,文雋想團結和凝聚圈內人,「想告訴世人,為香港電影付出的有心人仍然存在,仍然有人想做一本純香港電影的雜誌。」七、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,攪拌著文雋個人的成長記憶,其中感情他沒有多談,只淡淡道:電影文化不死。

舒琪:為電影繼續吃力

舒琪聲音很低很低:「整體上,在香港辦雜誌是困難的。 年輕一代已經不習慣文字,他們與文字的接觸是很稀薄的,於是也失去了標準,無法分辨高下。因此一本雜誌無可避免是小眾的,即使其焦點是大眾娛樂。」這樣情況下,一本著重文字的刊物未必能對社會能產生很大的衝擊,但舒琪自稱「思想悲觀、行動一定要樂觀」。

「認真的東西仍會有影響力,能夠改變人。比如一個17歲小孩,短短3年間看了幾百部電影,他很渴望會有一本純粹、給他帶來衝擊、啟發的電影雜誌。《香港電影》應該會改變他。如果有十個這樣的小孩,已經可以有很大的力量。」

即使舒琪因為另困於學院工作而無法投入太多,他實在非常樂意見到《香港電影》的誕生。「工作當然是吃力的,但最大的支持力量是來自電影。浩瀚的電影本身就令人吃力。能再吃力下去就可以。」

朗天:書生論影

現任電影評論學會會長朗天稱,藝發局的資助撥款是「雞肋邏輯」,60萬資助藝團營運包括出一年雜誌的經費實在緊,又非完全不能做,但做出來又會變相低價剝削有心人。反而國內投資者非常欣賞學會的計劃書,慷慨投資。

扮葉劉智庫,爭取詮釋權

《香港電影》主要的運作在國內,香港是特約記者,國內則有常設記者。「現實是這樣:北移是電影工業的現下趨勢,不止港產片會在國內首映,國內記者約導演、演員訪問,也比香港記者容易。」編委會每月來港開會,並給予香港團隊很大自由度,每期有一定數量的文章由港人執筆,保證有香港自己的角度。而學會的季刊則會在《香港電影》內夾附(每三期月刊送一期季刊),名為「Hkinema」,「這個字我們自造的,扮成拉丁文,像葉劉的智庫命名。」朗天笑道。

朗天經常強調學會是「書生論影」,非常民主由理事會監察,又有「香港仔」的機動性格,不喜藝發局的各種行政瑣節。而杜琪峰在藝發局電影組進行了改革,新引進的「多項計劃資助」的彈性比較大,有利於有經驗的團體運作。藝發局近年的方向是鼓勵受資助團體各攻專長,如學會的定位便是評論與出版。學會一直有著鮮明尖銳的取向,例如冷落《臥虎藏龍》而高度肯定《天下無雙》,引起業界和主流評論界譁然、群起攻之,而學會始終不悔。這始於1994年:學會意識到王家衛的《東邪西毒》不會受到主流注意,而特意高調頒多個獎項予《東邪西毒》。事實上,我也是從那時開始看學會的書籍、耳濡目染,深切認同許多被指「騎呢」的觀點;因此我從不會混淆學會與影評人協會。

朗天認為,《香港電影》是在尋找大陸投資的同時,與大陸爭取香港電影的詮釋權——或者至少提供一個開放的共同平台,通過討論釐清分歧、化解矛盾。「有時大陸電影評論會因為不了解香港情況而出現一些誤讀,例如有論者以為《老港正傳》的老港是『港燦』,令人毛燥。」又例如,「誰是香港電影之父?」有人曰黎民偉(據余慕雲),有人曰黎北海(據李以莊),這不單是歷史考據問題,可能也有中港論述角力的成份,因為正是權力鬥爭決定了哪些史料才是權威。當論述權北移的時候,香港優勢在於掌握更多資訊,除了港片的歷史外,還有最新的外國港片評論:「香港人很多以為港片已死,外國人卻不這麼看。國內接觸外國文章較慢,因此翻譯和引進外國視野是我們的優勢。」

《Hkinema》第一期就翻譯了馬提奧(Matteo,羅卡譯為馬太.第.朱里奧)的文章〈工業雖死,港片猶生〉。

廣邀天下英才上門

歷來嫌港片太爛、只看荷李活片的大有人在。朗天說,香港現時的影評風氣疲弱,以前的健筆可能因為年紀和位置不同了,評論精力下降;而新一輩練筆的空間又不足,更沒有足夠時間去發展。此時更需要「爛片都要看,爛片都能評」的人才——但對評論的熱愛、對電影的熱愛,何者是雞何者是蛋?年前博客熊一豆曾指現時的影評已經忽略了電影形式本身(筆者也曾於博客回應過),在學會內部也引起了一些討論,而結論是:「文化研究吞噬符號學的趨勢已經無可挽回,一般認為技術分析的語言目前好像只能在學院裡生存。但既然大家對傳統電影的文本分析還有需求,學會也覺得值得多做,就去申請私人基金,在學校建制中搞教育。」這真真是書生口氣、書生agenda,我們有我們方式去鋪橋築路。

朗天書生氣遒發:「辦雜誌最過癮的,當是廣邀天下英才到我門中,構成一個開放而互相激盪的平台。」書生也有梁山泊的氣慨,論秤分金銀,大碗吃酒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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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Comments:

At 11:48 AM, Anonymous T said...

那個「平地」應作「本地」,一直沒有人替我改。看來大家對改我的錯別字都有些猶疑。

「奪權」變論影,果然是書生,草莽只是比喻。跌watt呀跌watt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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