寬恕的解構

德里達2001年九一一事件前夕訪問北京，在北大舉行了一個以寬恕為題的演講，裡面提出了一堆發人深省的問題：

有甚麼是不可寬恕的？誰有權資格不去寬恕？誰在寬恕？誰被寬恕？在甚麼時候請求寬恕？

熟悉德里達的，都會清楚他晚年曾用好一段時間，把give和forgive並置，將get和forget並置。原諒，跟餽贈／給予，有拉丁字根上的聯繫，意義的相似；（一）兩者同樣在原則上是無規定的；（二）寬恕和餽贈，通過給予的給予，二者和時間，和時間化的運動之間存在一種基本關係；（三）把寬恕和一個以某種方式，與沒有過去的過去聯繫在一起的東西，令寬恕變成一種經驗，一種不能還原為餽贈經驗的經驗。

不過，德里達同時以其解構主義清晰地指出：寬恕和餽贈，固然有某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－－不存在沒有寬恕的給予，也不存在沒有給予的寬恕，但兩者尤其不是同一樣的東西，我們尋找兩者的聯繫，嘗試理解它們，然後突然來到一個地步，它們一下子變得不再合乎情理！

有甚麼是不合情理的？正因為我們是以贖罪，拯救，調解，救贖，正因為原諒一個人便是給予他／她一種調解，恕人的人其實是把自己置於上帝的位置－－只有上帝才可有無條件的資格去寬恕世人，作為受造物，作為一個原罪者，我們難道不是處於一個先驗便虧欠的位置嗎？難道我們不便總得對不起上帝，對不起這個世界嗎？即使別人開罪了我們，我們有資格去原諒他們嗎？在一個極端的位置，我們難道不需要別人寬恕我們去寬恕他／她嗎？ （寬恕別人的時候，也是一種對不起；為了寬恕別人，我們須請求別人容許我們寬恕他／她，正如Levinas提到的例子，Rav要到屠夫家中請求他出言請求自己寬恕他，這正好是一個極端而危險的例子－－有條件的寬恕都有這一重危險性。）

由於猶太人的特殊歷史機緣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不得不深入思考集體寬恕德國人的問題，納粹德軍在集中營犯下的屠猶罪行，戰後該受到寬恕嗎？有人認為，屠猶是不可寬恕的惡事，寬恕在集中營已經死亡，但除了上帝，誰能決定甚麼是不可寬恕的呢？而上帝，正好是甚麼也能寬恕？
寬恕的弔詭在於：如果只是寬恕可能寬恕的，那太容易了，那其實不是寬恕，寬恕正好是去原諒那不可能原諒的，寬恕是對不可能的反思！所謂餽贈，所謂給予，也是給不可能給的，給予自己沒有的東西。

Levinas在《塔木德四講》中指出的，我們不能寬恕沒有充份誠意的冒犯者，是的，不單如此，不要求寬恕，不承認錯誤，不悔罪的人，都無從寛恕，都不能原諒，這正是寬恕和餽贈的聯繫，但這聯繫勢將來到一個地步，便是：這不可能被恕的，恰好是對寬恕的呼喚；德里達指出，悔罪的要求和無條件的寬恕都來自希伯來傳統，但兩者構成了一個奇異的怪圈－－當我們把兩者相連一起，發現它們的無間關係時，便出現了一條大裂縫，一道深淵，一種悖理。

簡言之：無條件的寬恕是上帝／耶穌才能做的事，對凡人來說，這是不可能的，但正是在這不可能的面對中，在這對一般所理解的寬恕解構中，我們看到新的景觀，看到寬恕，作為一個概念，一個日常生活常用到，以至國際社會中常碰見（最明顯便是所有後九一一的討論中，都涉及該否寬恕恐怖份子，該否報復等問題）的字眼，一直遮蔽了甚麼；面對不可能，看到新的可能。

Levinas曾為以眼還眼，眦睚必報的中東傳統作出猶太人的回答（當時是討論到該否原諒海德格）－－我們不能反對這種做法，但不必去要求。德里達則指出：寬恕和怨恨之間其實存在一種互容性－－你可能恨一個人，但同時寬恕他／她；你可以原諒一個人，但同時主張把他／她訴諸司法程序，尋求法律的公正。訴諸法律，是為了防止報復，但即使如此，不便是能去除恨；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給予一個和解，並不能消除恨，在解決問題或平息怒氣上，寬恕是不相干的，而的確有些東西，是不能原諒的。但正因為有這不能寬恕的事，在其中看出寬恕的不可能性，我們因而不致於動輒扮演上帝，不致於以為可以輕易無條件原諒對方。

如果寬恕，是一種令歷史得以繼續的方式（正如寬恕自己，是一種自我建立的方式），寬恕不可能寬恕的，便是一種創造，一種類上帝式的創造（藝術創造如是，自我創造更如是），停止在不可能的寬恕（不能寬恕）上，承認不能原諒，不原諒不能原諒的事，也便是自我在這段關係，這件事上的死亡，關係和事件終結乎其上。